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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余赵睿韩博:“伟大故事”的科技创新篇章

2020-04-30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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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的沧桑巨变。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人和产权理论的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哈里?科斯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发展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故事”。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作为这一“伟大故事”中的重要篇章之一,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发挥了改革的先锋号、引领者和试验田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使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本文重点论述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的历程和启示。

创新永无止境,改革未有休时。

在地处四川南部地底2400米的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PandaX实验组的研究人员对设备进行维护。该实验组利用在空气中提纯的惰性元素氙作为探测媒介来寻找暗物质。

一、改革开放40年来科技体制改革的历程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抢占先机迎难而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深化“三评”改革,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图/新华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40年来科技体制改革,凸显出一个主题: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引领“四化”建设。按这一主题开展的科技体制改革,可分为五个阶段。

最近,从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到不久前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创新、改革的字眼频频出现,彰显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打造世界科技强国的雄心壮志。作为科研国家队,中国科学院积极响应国家要求,努力当好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自觉承担起了在科技体制改革中摸索、凝练、部署的重担。

科技创新体系:40年改革开放的缩影

改革的启动部署(1978-1984)。1977年,邓小平同志刚复出工作,就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他指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这些重要论述,充分显示了一位伟大革命家睿智的战略眼光。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大论断,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将科技的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同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我国科技界开始恢复性建设、建立健全科研机构,重建正常科研秩序,壮大科技队伍,扩大科研工作规模,科技体制改革进入新时期。1980年,中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明确了根据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的新方向。

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科院,对这支党、国家和人民可以依靠、信赖的科技力量给予了高度评价。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为这支始终冲锋在前的科研队伍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智杰

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1985-1994)。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也在同步推进。1985年3月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推出了科研院所财政拨款制度、科学基金制、科研课题制、同行评议制、技术合同制、创建科技园区、技术入股等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着力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实现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加速推进科技与经济一体化。90年代,针对科研机构分类管理,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扩大研究所自主权,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壮大应用基础和战略高技术研究。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科技体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工程,同步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时不我待,锐意进取。中科院人以无畏、求实的精神,肩负起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改革开放之初,科技界的重点工作是清算极左思想,恢复正常的科研秩序,扩大科研队伍,重建“文革”前的科技事业。高考恢复以后,大学及科研院所研究生的招生培养、留学人员出国交流学习等也陆续恢复。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5-2006)。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加速实现国家繁荣强盛。1996年,国务院明确提出科技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金融、投资、教育体制的改革相结合,同步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为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1998年,国务院决定对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的242个科研院所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同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科院面向知识经济时代,试点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这标志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阶段。1999年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创新体系逐步完善,国立科研院所、研究型大学成为原始创新中坚力量,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在实践中逐步凸显,区域创新高地、行业科研机构在技术攻坚中的作用得以强化。

2014年,“率先行动”计划正式启动实施,中科院未来十余年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求新、求变的改革创新精神一览无余。这其中,研究所分类改革如一记重磅炸弹投入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深海,掀起浪花无数。

季向东是这些政策最早的一批受益者。1978年考上同济大学的他,本科还没正式毕业,就在1982年被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为研究生,并被北大推荐参加当年的公派留学项目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

推进自主创新(2006-2012)。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作出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为了确立科技进步的法律地位,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8年,国务院印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为了促进小规模企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增强技术创新主体的建设,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2年,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作出《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决定》,围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系统地谋划和部署了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新目标和新任务。

面向世界科学前沿进行原始创新能力培育与提升的卓越创新中心,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国家新兴产业培育提供战略贡献的创新研究院,服务国内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大科学中心,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的特色研究所——四类机构改革目标明确,牵引着中科院这艘科研巨轮,在未曾开拓的科技体制改革海域大胆摸索、谨慎前行,努力探求一条适合于中国科学发展的最佳航线。

当时,中国科技人才严重短缺,邓小平提到,“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1979年1月访美期间,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签订了中美互派留学生的协定。但是中美考试制度不同,最初中国学生留学渠道不通畅。面对这种状况,一些在海外具有很高学术声誉的华裔科学家主动担负起了牵线搭桥的责任,成为中国向世界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一个特殊的窗口。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科院时指出:中国科学院要牢记责任,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随后,中科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实施《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简称“率先行动”计划)为统领,开启改革创新发展新征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新时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任务,即“摒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创新驱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了8个方面、30条改革措施,旨在让创新资源更合理配置,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5年,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发布实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10个方面、32项改革举措、143项具体任务。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了全面系统布局。党的十九大对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作出全面部署。立足新时代,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为目标,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强科技创新供给,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君子弃瑕,壮士断腕。自“率先行动”计划实施之日起,中科院在建立现代院所制度、改革科技评价和资源配置、加强科教基础设施和保障条件建设等方面积极谋划、稳步推进。

开启科技体制改革

二、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体制和创新格局的重大转变

行至2018年,中科院在科技体制改革中再度重拳出击,直击制约科研人员活力释放的体制窠臼,开辟科研管理“绿色通道”。“不能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研工作,要让领衔科技专家有职有权,要减少评审频次和时间……”10项举措,涵盖科研项目管理、资产财务管理、人才计划管理等层面的“痛点”问题,将制约科研人员活力的“繁文缛节”尽量简化,将不利于科研人员发挥创造力的桎梏尽力消除,为科研人员安心搞科研撑起了一片天空。

1979年,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探索了代替美国GRE和TOEFL的新方式,发起派遣中国学生到美国攻读物理专业的项目CUSPEA。受李政道的启发,80年代高校又出现了生物化学领域的CUSBEA项目和数学领域的陈省身项目。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带来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次出国留学热潮。

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科技体制和创新格局实现了重大转变。

目标更凝练,产出更聚焦。60多年的发展硕果累累,如今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中科院,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活力,书写出了更加光彩夺目的新篇章。

季向东顺利地通过CUSPEA笔试和面试,并领到人生中第一笔“巨款”——800元留学置装费,读大学时他每个月助学金才只有19.5元。季向东对国外一无所知,买了西装、皮鞋、皮箱和各种生活用品,怀着忐忑的心情在1983年飞往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攻读物理学。

科技创新格局上,实现“聚焦”与“面向”的融通。我们党历来重视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在不同历史阶段,“科技+”的对象和客体有所不同。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为支持边区经济发展和中国抗战事业,此间“科技+”的重点是“边区经济”和“抗战实力”。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国情和科技大国对华禁运和封锁政策,毛泽东毅然作出了“以两弹为主,突破尖端国防”的指示,我国确立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方针,“保家卫国”成为科技发展的核心目标,“科技+”的聚焦重点是“军事实力”和“尖端国防”。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科技竞争,邓小平提出改革现有科技体制,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科技+”的重点转变为“国民经济”和“国家需求”。改革开放40年间,科技界坚持面向世界科学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科学技术实现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融通,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也大幅度提升。科技创新在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增长模式、解决“三农”问题、建设重大基础设施、促进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先导作用,在应对节能减排、气候变化、抗震救灾、传染病防治等重大问题方面的支撑作用,都得到有力体现。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5年间,中科院科技体制改革成绩斐然,一个个世界前沿成果涌现,一批批优秀学子加速成长蜕变,一份份咨询报告为国计民生建言献策……回眸间,一个有担当的世界一流科研机构形象清晰可见。

随着科研体制的恢复与重建,经济建设也越来越需要科技的支持。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第一次把科学技术列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随后在10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国务院领导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战略指导方针(简称“面向”“依靠”方针),这成了以后指导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

科技创新主体上,实现“单一”向“多元”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形成了由中科院、国防科研机构、高校、中央各部委科研机构和地方科研机构等组成的科技“五路大军”。随着改革的深入,科技“五路大军”难以有效适应多层次、全方位的科技创新发展需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创新主体在四个纬度逐步实现了从“单一”向“多元”的转变。一是原有的核心创新主体不断强化。国立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前沿探索、集成创新、大科学工程建设方面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得到系统性地增强,在全球自然指数排行榜中,排名前十的研究机构一半来自中国,中科院连续多年蝉联第一。高等院校通过实施“211”、“985”、“双一流”等工程和计划,整体科技创新实力和人才培养水平显著增强。其他科研机构通过市场化、集团化改造,建立健全了相关领域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二是新兴的企业创新主体不断壮大。企业在研发投入、成果转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已担当重任。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1999年、2010年和2016年,企业研发经费分别占全国R&D经费的50.9%、73.4%和77.5%,呈逐年增加趋势。军民融合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新型研发组织、科技中介组织、科技金融组织等,逐渐成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断释放创新能量和活力。三是潜在的大众创新主体不断涌现。国家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7年“双创”蓬勃发展,日均新设企业由5千多户增加到1万6千多户。四是广阔的区域创新主体不断发展。区域科技创新空前活跃,北京与上海作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部分重要省会城市作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日益凸显,广东、江苏、山东等地研发投入已超千亿级规模,成为建设创新型省份先行方阵,有效支撑和带动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巡天探海,中科院创造了科学探索的“中国奇迹”。暗物质卫星“悟空”腾空而起,翻开中国暗物质探测新篇章;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升空,开启“无条件安全通信”大幕;全球最大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为深空探测带来新期盼;中国4500米载人深潜器及万米深潜作业工作母船“探索一号”开启万米深远探测新纪元……

建国初期,中国科技体制按照“苏联模式”建立,和经济体制一样实行中央计划管理。有人把这种体制称为“举国体制”,其优点很明显——能够将有限的资源向战略目标领域动员和集中,解决重大科技课题。但也有人认为,“举国体制”缺少对于市场的敏感性以及调整的灵活性,目标的设定一旦出现偏差,缺乏可行的纠偏机制。

科技资源配置上,实现“计划”和“市场”的互补。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坚持把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既建立了“有为政府”,也形成了“有效市场”。这在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得到生动的体现。一方面,通过科技发展规划、项目引导、财税改革、科技立法等方式,运用好“计划”手段,彰显“有为政府”的力量。通过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科技发展五年规划、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等,确立各阶段的科技发展方针、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战略重点;通过设立各类重大科技工程和专项,促进不同领域的科技发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寻求关键核心技术的重点突破;完成分税制改革,提高中央政府财力,使国家有更多财力集中于打基础、攻关键、利长远的重大战略问题、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完善科技投资制度,鼓励企业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构建科技法规体系,以《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专利法》《科学普及法》《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为内容的科技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完善创新治理体系,建立了科技奖励、项目管理、评价监督、人才评价、创新激励等制度,建立起科技决策咨询、国家科技报告、全国创新调查等系列制度。另一方面,运用好“市场”手段,竞争性配置科技资源、推动科研力量分散布局、力求实现群体突破,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逐步减少政府对微观市场的干预,发挥市场在配置科技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体制机制,推动科技资源竞争择优配置;逐步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根据市场需求,组建产学研联盟,推动各类创新主体依据市场化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市场购买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让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得到合理的市场报酬;鼓励企业自己建立研发机构;对技术创新型企业进行科技奖励,鼓励企业牵头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顶天立地,科研成果惠及国计民生的案例在中科院数不胜数。“超级鲫鱼”跃出水面,赋予淡水鱼产业新希望;世界首个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诞生,为动物模型家族再添“新成员”;埃博拉病毒入侵人体细胞模式被揭示,为防控疾病疫情、研发抗病毒药物奠定科学基础;煤基合成气直接转化制烯烃研究颠覆费托路线,为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提供新路径 ……

1980年代初,国内科技资源不断积累,科技人员由几万人发展到了几百万人,科研机构由几十个发展到了上千家,科技投入也由每年几千万元增加到几十亿元。随着规模的扩大,原先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体制问题日渐暴露,产业部门研发力量薄弱,科研队伍臃肿,效率低下。

科技开放合作上,实现“封闭”向“开放”的转型。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提出:“我们现在要善于学习,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这一点就包括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在此时期,中国确定了该阶段国际科技合作的具体方针,调整了对科技外事工作的归口管理,建立了引进人才工作管理体制,加强了驻外机构的科技调研。《1986—2000年科技发展规划》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技术引进的政策措施,指出要进一步抓紧组织制定统一的技术引进政策和规划等。2000年制定首个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十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这为中央各部门、各地区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提供了指导原则和总体要求,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国际间科技合作工作的发展。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多极化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在主动布局和全方位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方面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国际科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有效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中国与15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与10个主要经济体建立创新对话机制,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组织,中国与非洲、东盟、南亚等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6大科技伙伴计划,基本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覆盖,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引领和主导作用不断加强。中国积极参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人类基因组计划等一批标志性国际大科学工程,领衔参与了大亚湾核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启动实施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在国际高端学术会议、创新政策论坛、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方面成功地主办了越来越多的重大平台性活动。

“人才是第一资源”。“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中科院,在人才培养上持续发力。今年7月,中国科学院大学首届300余名本科学子完成学业,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成立至今,国科大校园已走出了数万名青年学子,他们以更自信、从容的姿态迈入科学研究的广阔天地,也走进了助力国家发展的各行各业……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个月后,时任国家科委委员的吴明瑜带着代表团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突然接到要求他回国的通知。回来后他才得知,中央决定要进行科技体制改革,要求他尽快回国参与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

科技创新地位上,实现“追赶”向“引领”的进步。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基本跟踪、快速追赶”,到中期阶段努力“占有一席之地”,再到现在的“三跑并存”的局面,中国科技发展态势实现了本质性扭转。我国国际科技论文引用量跃居世界第一,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实现多点突破、群体跃升,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量子通信、深海探测等领域取得一批在世界上叫得响、数得着的重大成果。超算系统、水稻杂交生产、青蒿素疟疾治疗、高铁系统、特高压输变电技术方案、水/火/核电系列设备、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技术体系等成套技术装备和系统性、平台性产品体现出我国整体技术水平。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成为汇聚全球高端科技创新资源的源泉。高速铁路、超级计算、特高压输变电、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规模和技术实现量质齐升,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不断壮大,科技支撑引领能力显著增强,把我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服务国家决策、科学引导公众。”从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的咨询部署,到对PM2.5治理、老龄化与养老等社会热点话题的研究与建议……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的成立,将院士等高端智库资源再度整合,以科学、客观、开放、独立的姿态,为国计民生建言献策。

吴明瑜在其口述自传《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中解释,相较于其他领域,科技口算是先行改革。1977年以来,科技工作的对外交流开始最早,对世界发达国家的科技工作体制、趋势有较多了解。

三、改革开放40年来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启示

五载芳华,成果丰硕。回望走过的历程,无论从科研产出、人才培养、科研管理还是从高端智库的角度审视,中科院都在加速向着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的角色迈近。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开启。改革的根本目的很明确,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为新时代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创新道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积累了宝贵经验。

云路鹏程九万里。新时代,肩负国家使命与历史重托的中科院人,将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以卓绝的毅力与决心,汇聚磅礴的科技创新力量,踏上科技创新的“新征程”,当好中国科技发展的“火车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的壮丽篇章。

胡耀邦曾把科技体制改革形象地比喻为“动员千军万马上山摘桃子”,“上山”是让科技界、知识界投入“四化”建设当中,“摘桃子”就是把创造出来的科技成果应用于“四化”建设当中。

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握科技创新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我国科技创新的最大政治优势,是推动科技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法宝,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取得丰硕成果,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科技创新的正确方向。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科技创新实际相结合,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内容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指导当前科技工作的战略方针和行动指南,是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目标的强大思想武器。当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谋划推进科技工作,不断提高坚持党对科技工作全面领导的自觉性、坚定性,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8-07-17 第1版 要闻)

科技与经济的关系始终是贯穿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1985年的科技体制改革是一个重要节点,奠定了此后三十多年中国科技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快速服务于经济。

二是始终坚持目标导向,明确阶段性科技战略追赶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展方针。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我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并提出到2020年,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目标是“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础。”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了全面系统布局,着眼于创新系统和创新链条各主要环节,提出了改革的方向和任务,明确了“到202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坚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健全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在前沿领域乘势而上、奋勇争先,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目标引领行动,创新成就梦想。明确特定阶段的奋斗目标,在这一目标引领下推进改革体制机制改革、组织创新发展要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的重大进步的重要经验。

对于当时过分强调科技的有用性,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科院原党组副书记方新认为,这需要联系具体历史环境去考量,很多博弈也是无奈的选择。她记得,80年代初期买什么都需要票,她当年结婚时买家具的票都等了很久才领到。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供不应求,怎么发展经济、满足人们的需求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政府对科技给予了厚望。

三是始终坚持道路自信,坚定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形成了“集中资源办大事”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这一体制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精锐力量,集中攻克尖端领域或国家级重大项目。“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集中资源办大事”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举国体制在科技重大专项、三峡工程建设、高铁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面向未来,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作用,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主体作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一方面,围绕国家安全、生态保护等创新目标明确的特定领域,继续发挥好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进行科技公关,从任务定位、政策支持、组织管理、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注重发挥国立科研院所、研究型大学的骨干引领作用,注重发挥创新型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主体作用;另一方面,深化科技领域供给侧改革,在充分竞争领域注重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激发科学家和企业家等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发挥好分散决策、多元尝试的优势,力求取得群体突破。

和当时经济体制改革一样,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引入市场机制。例如改革对研究机构的拨款制度,科研机构不再像过去一样“等米下锅”,而需要从别的来源获取资金。通过竞争资助和完善技术市场等经济利益,转变科研机构和人员的观念。同时,改革还打破了科技人员终身制,促进合理流动等。

四是始终坚持在自主创新基础上,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立足自主创新、坚持开放合作是我国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要强大、民族要复兴,必须靠我们自己砥砺奋进、不懈奋斗。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会是欢欢喜喜、热热闹闹、敲锣打鼓那么轻而易举就实现的。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要通过自力更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自主创新并不意味着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要积极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坚持开放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合作和创新治理,倡导发起各类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以更加前瞻务实、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的建设。在全球化时代,科技创新政策不仅要解决市场失灵,更要解决网络故障。网络故障集中体现为科技活动中的各类“孤岛现象”:未能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科研院所成果转化不畅、大学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人才培养脱离需求、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停滞、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困难、国家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中定位模糊等等。立足新时代,要着眼于全球创新价值链配置创新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培育后发优势,充分利用我国经济优势和工程建设能力,建设全球领先的大科学装置和科学研究平台,吸纳各类优质创新要素,增强科学汇聚能力。把握科技发展主动权,牵头发起各类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促进国内创新者和外国出口市场、投资资本、技术技能和知识资源之间的联系,扮演好自身角色,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863”计划是当时科技体制改革非常有代表性的举措之一,这个计划提出的背景实际上也是当时中国科技发展面临的现状。

五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最大限度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人才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综合国力竞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科学研究要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科技人才政策要符合人才发展的客观规律,科研管理工作更要符合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要重新认识新常态下国家创新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全方位、一体化设计科技创新体系及治理体系改革,以价值创造为导向,改革科技奖励和评价体系,分类激励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既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创新骨干、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引领带动作用,又充分发挥企业、新型研发组织和创业者的技术创新主体和创业带动作用,广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草根创业,提高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和青年的创新创业热情,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信息等创新要素充分活跃起来,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合力与持续发展潜力。不断改善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建设新时代科技创新文化,形成支持创新、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政策共识,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弘扬新时代科技报国精神,引导科技工作者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984年,美苏争霸的格局下,美国里根政府推出“星球大战计划”。此计划引发连锁反应,1985年,西欧多国联合出台“尤里卡计划”,苏联及东欧集团制定《新技术政策声明》,韩国推出《国家长远发展构想》。

(12月23日至24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改革办、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商务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在北京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理论研讨会。本文入选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理论研讨会。作者:贾宝余 赵睿 韩博)

此前,中国的科技取得过一些重大成就,如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但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放眼国际才惊讶地发现,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场革命——科学与技术、技术与经济紧密结合,使得科技成果快速应用到经济领域。各国之间的竞争已经由原来单一的军事、经济竞争转向以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

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显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高技术产业产值不过100亿。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下,1986年3月3日,4位军工领域的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联名给邓小平写信,提议中国也要有自己的高技术发展计划。总体目标是,积极追踪国际新技术发展动向、力争有所创新,培养科技人才,实现高技术产品的商品化、产业化,为21世纪国家发展储备力量。

邓小平很快作出批示,认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1986年8月,“863计划”正式通过,并在1987年初开始实施。

“863计划”通信主题首届专家组组长钟义信参与项目时,发现了“863”和此前项目的不同,比如项目专家必须通过竞选才能加入,项目课题会面向企业招标。而这些新举措,是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实践。

同一时期科技体制的其他调整还有:1985年实施了旨在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村经济、普及科学技术、带动农民致富的“星火计划”;1987年,《技术合同法》通过;1989 年,中科院、教委建立开放实验室制度等。

科研机构的发展沿着预计方向前进,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方新说,当时的科技体制改革断了科研机构的粮,但经济发展对科技并没有内在需求,这就导致了有的科研机构发不出工资。80年代末,出现“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象,“脑体倒挂”严重,科研队伍人才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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